台湾佛教团体为回应公众指责,“放生”向专业化、精细化发展。

    继2008年“南北岭社区村民被放生的群蛇骚扰”、2014年春“大批放生鱼类在崂山水库死亡”的记录之后,近日又有人在社交网站上称青岛崂山区的山上有数十只被放生的狐狸濒临饿死。中国大陆近年频现的放生动物大批死亡事件、社会公众强烈不满,这些在三十年前的台湾也曾出现。但不同于大陆同修,台湾佛教徒团体们的应对显然更加得当。

去除行政管制,佛教团体才会回应社会对粗糙放生的批评。1980年代末台湾 “中国佛教会”丧失垄断地位后,台湾佛教徒团体对传统放生才开始反省

    宗教社会学的领军人物罗德尼•斯达克在2003年的论著指出,单一宗教团体垄断一个宗教环境的能力取决于国家使用强制力管制宗教的程度,国家强制力越大,越可以垄断,国家强制力越小,宗教环境就越多元。所以政府强力管制下的宗教团体不会有动机回应社会的批评。以台湾经验相佐证,可以认为这个观点确是卓见。1980年生态保护思潮就在台湾兴起了,但要在八十年代末期台湾政府“解除戒严”、“中国佛教会”丧失了对台湾佛教教团的垄断控制后,佛教徒团体内部反省传统放生行为的声音才逐渐出现,各个寺庙和教团才主动对动物保护界有回应和合作。因为台湾当时的宗教场域渐渐转变成自由竞争的型态,不再有单一官僚组织满足所有佛教徒的需求。

有自由竞争的宗教环境,自然会有主营放生的教徒团体以专业化、技术化、企业化的方式对放生这种宗教实践进行精细改进

    罗德尼•斯达克的更大创见是将基础的市场理论框架引入宗教社会学分析中,按斯达克的理论,自由竞争下的宗教环境,自然会和商品市场一样,将各种宗教行为自然培育出“商品区隔”,并发育出技术化和企业化的教徒团体。台湾的现实情况与此相去不远,台湾是宗教自由竞争的地区,为了突显自己的团体特色,除了一般的教义和仪式活动,几乎各个宗教团体都有自己主要的核心特色活动和信徒们作接触,比如“慈济”以致力于专业慈善、救灾事务为特色,而“中华护生协会”等就以专业精细的放生活动作为主营区位,再以企业化的方式传播教义。这些或许不是刻意营造的效果,但的确都是在自由环境以企业化经营教徒团体成功的例子。

“中华护生协会”以小规模放生避免破坏环境,且与水产技术人员合作设计注重生态的放生流程

    比如“中华护生协会”作为台湾佛教团体因社会批判而转变放生方式的典型,以专业化模式来不断改变行为。“中华护生协会”在2002年停办一年一度的全台联合大放生活动,重新思考放生的正当性和改善之道,后在2004年继续进行放生活动,但改为由各地中心举办小规模放生,藉由减少每次放生动物数量来分散或减少放生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冲击。此外,“中华护生协会”主动学习有关生态的相关知识,并派员到水产试验所学习各种鱼类习性,设计出一套结合教义与生态风险控制的放生模式,尽可能详尽规划参与者人数、放生规范,直到放生物、放生地点的选择以及放生过程的各项控制等。

“台大晨曦社”放生鱼类的流程细致到放生路径要是Z字形,且须监控活鱼袋的水温、咸度、氧气浓度

    又如台湾有专注放生活动的佛教团体致力于建立更专业、技术性更强的放生模式,以便与传统的粗糙放生模式有所区隔。这类放生团体以“台大晨曦社”为代表,该团体为了降低放生的动物风险,除了请教相关专家对鱼类族群提供相关知识,选择适当的放生物种、地点和季节等,并发展出一套严谨的标准化放生方式与过程,例如制作活鱼袋、监测和控制袋中的水温、咸度、氧气浓度等,提供放生鱼类的生存环境;并设计了放生者双排面对面的放生队伍,再以Z字形放生路径传递活鱼袋至海水中放生,使放生动物获得最佳的生存机会。放生动物的来源则是不定期、不预定购自各地养殖场的经济鱼类为主。